杭州私家侦探-隐私权、出租车、摄像头

近日听杭州某电台广播,节目中提起在出租车内安装摄像镜头是否对乘客的隐私权构成了影响,关于此事是否侵犯隐私,首先得了解什么是隐私、什么是隐私权以及其特征。隐私是指不愿被窃取和披露的私人信息。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人体的隐秘部位是人体这一物质性人身要素的组成部分,不是隐私,人体隐秘部位的信息才是隐私;私人存款不是隐私,存款信息才是隐私。私生活秘密说认为,隐私是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的安宁的私生活或不受他人非法收集、刺探公开的保密的私人信息。学界通说认为,隐私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个人信息,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个人私事,以及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总之,所谓的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法律保护,不被他们非法侵扰、知悉、搜索、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利。 因此,不难总结出,隐私权的法律特征有如下几点;
(一)主体的特定性。隐私权只能由个人享有,法人不能享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法人是拟制主体,在很多方面,法人的拟制人格权益方面与自然人的权利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排斥的情形。例如,法人的商业秘密与经营秘密只是一种财产权利,其应当受到知识产权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而不属于人格权的范围。此外,在自然人之间,隐私权利人与侵犯隐私权人是特定。如果缺乏特定主体的存在,隐私权就成为一座没有“行为”主体而又空虚的法律术语。当然,也谈不上侵权这一违法行为。
(二)内容的广泛性。从内容上来说,隐私权包括似生活的信息秘密、私人生活的安宁,甚至扩及个人对私生活事物的自主决定。因此,隐私权所包容私人不为人知的信息量特别庞大,是由一系列权利的集合。
(三)可利用性。由于隐私权在性质上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人格权利,但它也有一些财产的权利。因为它容纳了很多个人的信息量,这些信息量可能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因此,可以被流通使用。
(四)对世性与支配性。从权利的作用方面来看,隐私权属于绝对权,其义务主体除了权利人自己以外的一切任何人,任何人非定法律的授权或权利人的允许都不得揭露、散发权利人的的隐私,这一行为属于法律强制性禁止行为。
(五)可限制性。随着民主法制的发展,隐私权的范围逐进扩大,但这种权利的日益扩大,势必会与社会公共管理秩序或社会公共利益相互冲突,直接影响与决定着隐私权的满无边际的扩展。从而,出现隐私权应该让位于社会管理秩序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隐私权受到限制。当然,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可以限制隐私权,这与生命健康权不一样,是可以克减的。
(六)可处分性。隐私权掌握在权利人的手中,权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与志向随时处分关于权利人手中掌握个人隐私信息。

二、侵犯隐私权的构成要件
对于隐私权的侵犯,属于民事侵权。自然离不开构成侵权的四大构成要件。因此,对隐私权的侵犯必要达到以下几个构成要件1、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例如,窥探、披露等行为。2、损害后果3、因果关系4、过错。
在出租车内安装摄像头的是否为了维护社会管理秩序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界定这两者的标准如何?如果其成立,那么个人的隐私权应该让位于社会公共利益或管理社会公共秩序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让位并不等于放弃或丧失了个人隐私权,只是说法律给予保护的力度有所限制。所以,在公共场所,公民个人没有隐私权这个观点是不完全成立的。不仅如此,我国当前的法律、行政法规也没有明确规定,这种权利的内涵与外延,要保护到什么程度。在实际操作中,也难以控制,因为个人的隐私权可以不通过意思表示表达出来,可能基于过失呈现出来。例如,在夏天,靓女们由于穿得少,不小心下体“走光”了。此时,被摄像有拍摄到,然后被他人加以利用与传播。有人认为,只要安装摄像头时,控制其拍摄范围就可以避免上面的现象发生,但笔者也不敢苟同。理由是,即使是身体部位某些隐私权不被拍摄到,但是人的一些话语内容也是隐私权一大内容。有些乘客因为不喜欢到人多而又拥挤地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谈一些自身不为别人所知道的事情,所以改乘为乘坐出租车交谈。另外,目前在出租车内安装摄像头这一行为,我国还没有任何法律、行政法规明文规定到。按照行政法原理,法无明文规定,皆不可为。因为如果说安置摄像头是为了防止与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那么它的执行机关也只能是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而不能是出租车公司。因此,这一行为属于行政行为范畴。 其次,许多国外的出租车都接二连三地在车内安置摄像头,我国不是这一举措的创举国。但是,仔细地分析与观察不难发现:我国的出去打出租的乘客,都喜欢一个人或和家人、朋友等关系密切的人独享有一辆出租车的习惯,而不喜欢司机在半路上再搭乘其他地乘客,然而国外就不一样了,大家一起出钱,共享一个狭小空间,实际上都自始自终地支配、从某个路段到目的地独自地使用出租车里面的狭小空间。由此可见,司机和乘客之间所形成的服务合同,在某一个时间段,某一段路程上,其合同的主体特定,并没有发生主体的变更或增加。任何一方如果擅自变更合同主体,应承担违约责任。显然,把这种情形归于公共场所,我个人看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对于公共场所的定义上,要注意共享与独享的问题,不能因为出租车是公共交通工具,就一概而论,只要进入车内就是公共场所。这一点,我国与国外不同,我国乘客喜欢独自享有一个空间。既然某一个空间是一个人或几个关系密切联系的人享有,那么其隐私权受法律保护的力度是很明显的,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这与普通的公交车、地铁、民用飞机还是有所区别的。再次,退一步讲,即使在出租车安装摄像头,也要安置摄像头应当标有明显的提示注意警示性标志。通过摄像头拍摄得来的视听资料,也只能依据本来的目的使用,而不应该使用其他的目的。如果用与其他目的,那么明显地构成侵权。实际上,出租车通过摄像头拍摄的内容,通过GPS系统功能,上传到保存中心保管,而又让谁去监督这个保管中心呢?又有谁能保证这个单位的保管人员不擅自去查阅这些拍摄内容呢?显而易见,缺乏一种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约束。最后,如果允许在出租车内安装摄像头,那么应该控制出租车开始录象的时间,比如,在郊外偏僻的地方或晚间人少的地方,出租车司机可以不经过乘客的允许,才能进行拍摄录像。其他时间或路段,必须要经过乘客同意,拍摄才能进行。为了维护出租车社会治安的管理需要,非不一定要用这种方式,而可以通过刷卡的方式的投入来避免或防止,因为一旦乘客在车上刷卡,其相关的信息就可以从卡务中心对应找到,因此,如果乘客想犯罪也非常难同时,也具有威慑作用。总之,出租车司机与乘客之间形成的服务合同关系,是平等、互利互惠的。任何一种单方面举措,都极有可能损坏一方的利益,从而导致这种关系失去平衡。防止与避免交通治安的方式,有很多值得我们不断地探索。如果试图想当然地使用安装摄像头来揭制当前的治安状况,是治标而治本的一种消极行政表现,同时也制约着我国出租车行业的发展与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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